新中国经济70年·私有财产保护|亲历者左坚卫:一桩标志性案件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9-11-12 10:07:50   阅读289

保护私有财产

拥有永恒财产的人有永恒的心。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中国基本形成了现代产权制度和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在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为此,党中央一直在推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2004年,我国将“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明确了国家公共财产和个人私有财产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保护。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颁布,被誉为产权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依法保护各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的庄严承诺。

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欺诈、贿赂和挪用资金为由,公开判处原审被告张文忠再审。最初的判决被撤销,张文忠的无辜被减刑。(新华社)

一起标志性案件的再思考

2016年8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全面深化改革中央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也不可侵犯”,“要及时甄别和纠正一批社会强烈反映的产权纠纷投诉,分析一批侵犯产权案件”。

在此背景下,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将依法重审三起重大财产相关案件。吴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忠的欺诈、贿赂和挪用资金行为名列第一,被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2017年12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广播在两分钟半内报道了这一消息。

最高法院重审:张文忠无罪

2018年5月31日,张文忠向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法院上诉,要求公开裁决。法官当场宣布撤销原判决,减轻了张文忠的无辜。同时,他改判了原审被告张伟春和被告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罪。

我和张文忠的另一名辩护人,中国刑法学会会长、北京闻仲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赵秉志教授,跟踪案件11年,参与一审、二审、上诉和再审阶段。

由于张文忠坚信他和物美集团无罪,第一次和第二次审判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有一天不公正的案件可以完全纠正,他的清白可以恢复。因此,二审结束后,我们认真整理归档了案件资料,并在二审辩护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证据收集整理,为今后的上诉做准备。

这些努力为随后的上诉和重审奠定了坚实的事实和证据基础。在我们的上诉中,我们提交了四份厚厚的支持证据材料以及上诉,以证明我们的上诉意见和理由是合理的。

从案件本身的事实来看,应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复杂性。

首先,它涉及三种犯罪,即欺诈、单位贿赂和挪用资金。这些犯罪在认定上存在诸多难题,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发纠纷。

其次,这三起涉嫌犯罪都与企业的经济活动有关。企业的经济活动往往非常复杂,这就决定了与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的犯罪往往是复杂而难以侦破的。

最后,本案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补贴国债利息以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政策有关,这方面的政策有一个调整过程。因此,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相关国家政策,很容易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在澄清了整个案件的事实之后,如果严格遵循刑法原则来分析案件所涉及的行为,那么案件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就应该非常明确,不应该有太多的争议,这是困难而复杂的。

我们的辩护观点和理由与本案重审期间陈述的基本相同,甚至更详细。我们为第二次审判提交的辩护陈述长达8万多字,几乎每个辩护观点和事实陈述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

但是,在再审期间,我们申请了新的重要证人出庭,并获得了合议庭的同意。我们还提交了一些新的证据,进一步加强了一审和二审辩护观点的论证。

然而,在一审和二审中,判决结果与最高法院的结果完全相反。我认为这种情况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一审、二审合议庭对案件事实和相关政策法律不确定,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出现错误。

第二,案件审理受到案件以外因素的干扰。合议庭不能根据事实和法律客观公正地审理案件。

张文忠在他的演讲《致40年的信》(Letter to 40 Years)中说:“我相信,在不干涉和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执法机关都不会对我做出最初的判决,也不会形成这样一个非法人可以看错的重大不公正案件。”他的话值得深思,这可能是中国刑事司法长期以来难以言喻的痛苦经历。

这一判决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张文忠二审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审判和判决中坚持依法定罪、不涉嫌犯罪等法治原则,使之成为人民法院贯彻党中央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政策的“基准”案件。

我理解所谓的“基准”案例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示范性、领导作用和地位的案例。我认为张文忠案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从正式的角度来看,张文忠的再审是该部门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的第一起涉及财产权的刑事上诉案件。它具有高度的社会关怀、重大影响和里程碑意义。张文忠案的改判是最高人民法院纠正并宣告无罪的首例财产相关刑事上诉案件。

第二,最高法院对张文忠案的修订严格遵循了刑事法治原则,如对特定罪行进行法律规定的惩罚,并且从未有过犯罪嫌疑。这是典范。

合议庭查明案件事实清楚,陈述判决理由时没有长篇大论,简洁全面,充分透彻,严格执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证据裁判原则和规则,证据使用具有说服力。

张文忠案判决体现的判决原则、理由和标准,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财产投诉树立了典范。

第三,在张文忠案的改判中,最高法院彻底纠正了原判决的错误,依法保护了企业家的合法权利,并牵头纠正了涉及产权的错案。

张文忠案再审结果维护了公平正义,充分展示了最高法院依法纠正涉财违法行为、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决心和勇气,标志着人民法院纠正涉财违法行为的新阶段,即从政策制定和初步实施阶段到全面审查筛选和纠正阶段。这对于各级人民法院纠正涉及财产权的案件具有主导作用。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人民法院将张文忠案作为贯彻党中央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政策的“基准”案件是恰当的。

诚然,张文忠案的重审及其判决提高了私营企业家的信心和士气,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文忠在他的“致40年的信”中说,重审此案“不再仅仅是我在张文忠的事情。故事的主角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最高法院重审张文忠案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不仅是为了澄清我的名声,也在于党和国家对企业家群体的关注、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和企业家环境的创造。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推进法治的又一个新起点。这段话应该是对最高法院重审重要性的准确和恰当的总结。

加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依法纠正产权违法案件,不仅是一个立法完善和司法运作的问题,也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目前,对个人财产和私营企业仍有爱恨交织的感觉。我总觉得私有财产不如公有财产重要。我一直觉得私营企业和企业家都有原罪,我不愿意在市场经济中平等对待他们。

这是一种常见的病态心理,需要彻底治愈。只有治愈这种病态心理,才能实施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中国经济才能进入正常健康的发展轨道,真正走向强大。

(听写:左建伟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邹宋林)

编辑:陈冬冬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上)

《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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